上海外事 | 耿丽淑：“爱吃鹅的朋友走了，我也不吃了”

 

作者简介    

李天震 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党组成员。

1989年1月20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见厅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授奖仪式。当中国福利会美籍顾问耿丽淑从时任上海副市长顾传训手中接过古铜色“白玉兰纪念奖”奖章及证书时，这位满头银发、端庄而美丽的老人深情地说了一声：“谢谢。”

“白玉兰奖”是上海市政府为表彰在推动上海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中作出积极贡献的外籍人士而专门设立的奖项，1989年首度颁发。

上海外事战线的老领导、老前辈，新华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长李储文同志曾说过：“格拉克（即耿丽淑）1926年来上海，是上海的老人。她对上海有功，对中国人民有功。”

▨ 耿丽淑

耿丽淑本名塔利塞•格拉克，1980年代初我认识她时老人已至耄耋高龄，仍担任着中国福利会顾问一职。我被告知，她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好友，抗战期间曾在孙夫人的领导下参加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卓绝斗争。

▨ 耿丽淑与李储文（后排右）合影。后排左为作者。

我供职上海外办后第一次走进耿丽淑的家门去看望老人时，她问我：“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稍带拘谨的我迟疑了一下，说：“就喝茶吧。”其实那时候我对咖啡和茶全无兴趣，我只喝白开水，只是不想违了老人的美意，二者之中任选了一种。以后再去她家，她就会嘱咐阿姨：“上绿茶，他不喜欢喝咖啡。”

直到有一次她得知我的胃不太好时，老人满目深情地看了我一会儿，和蔼地说道：“试试红茶吧。”随即让阿姨拿来一杯热牛奶，她将茶和奶搅拌了一下，然后抬头望着我的眼睛问：“喜欢甜一点吗？”我点了点头，她又往茶杯里放了两块方糖后说：“喝吧，这样可以暖胃。”不知为什么，此刻的我，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种置身于慈祥祖母身边那样的温馨感受。从那时起，我便养成了延续至今的喝“牛奶红茶”的习惯，同时也在心底存下了一位淑雅娴慈的老者可亲可爱的笑容。

▨ 宋庆龄亲切会见耿丽淑

老人为人做事非常低调。对在“保卫中国同盟”的那段经历，她很少对人提起。随着交往的加深，有一次我主动提起“保盟”并向老人发问。她看了看我后缓缓而语：“我为中国做的事都很平凡。当时我是‘保盟上海分会’中唯一的外国人，也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出于对我的信任，大家推举我担任分会的秘书，承担了分会的常务工作。我记得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向在香港总部的宋庆龄传递信件、报告情况，向抗日军民转送物资，就这么一些事，非常平凡。”

当年，宋庆龄同志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肩负了向国内外民众宣传抗战形势、募集军需补给、联络国际支援的重任，为前线将士英勇杀敌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耿丽淑告诉我，她为“保盟”工作是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顾问”公开身份的掩护下进行的。1938年，上海进步人士吴大琨等与耿丽淑受宋庆龄之托筹备成立了保盟上海分会，并推举耿丽淑担任秘书，负责分会的日常工作。根据宋庆龄关于“香港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分会通过各种渠道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与配合下克服种种困难，将国外的救援物资和医药用品转送新四军；同时组织一些社会团体，以合法名义适时举办诸如“文化之夜” “节约救难”等义演、义卖活动，为新四军征募钱物。

谈及此，耿丽淑说：“我们为前线的抗日将士输送了大量物资，小到药品、衣物、食品，大到医疗器械、救护车、捐助款，件件有据可查。”

▨ 1984年，耿丽淑与作者合影。

在“保盟上海分会”成立之前，耿丽淑虽已从友人的口碑中熟知孙夫人宋庆龄，宋亦对耿的政治倾向多有了解，但两人直接联系则是在耿加入“保盟”斗争行列之后；而她们的第一次相见更要待两年之后——1940年秋，耿丽淑返美探亲途经香港时才得以实现。

“孙夫人比我想象的更优雅。那天她亲自出门来迎接我，由于多年的工作联系，我们一见如故。”谈起与宋庆龄的第一次会面，耿丽淑显得很激奋，“夫人的住所并不豪华却很雅致，每一件摆设都衬托出女主人的得体和温馨。我们谈了许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万众瞩目的女杰政治上的坚定、信仰上的专一，及对友人的真诚。”从这次见面开始，耿丽淑同宋庆龄建立了保持终生的友谊。

耿丽淑曾这样评价孙夫人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她的‘工作品质和目标，帮助我建立了新的人生理念’；同她一起工作，‘我像投入了光明的怀抱’。”

▨ 耿丽淑1952年回华后，与宋庆龄（左二）、沈粹缜（左三）等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

19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耿丽淑被视为“共产党中国的同盟者” “赤色分子”而遭受监视和迫害，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随即也将其解雇。她面临着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处境。正当此时，1952年初的一天，她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电报，上面赫然写着：“立即回中国工作——宋庆龄”。

三十多年后老人对我说：“没有经过那样遭遇的人，是想象不出我当时那种激动心情的。这种来自异国他乡、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友情，极大地抚慰了我倍遭伤害的心灵。”耿丽淑决定重返她所熟悉的中国。宋庆龄为她做了充分安排，先是让她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视线取道欧洲抵达香港；又亲派时已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专程在香港迎候并陪她北上来沪。

▨ 1957年，宋庆龄特聘美国社会学专家耿丽淑女士（右）担任托儿所托幼工作的顾问。

在上海，她走进了已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的原中国福利基金会。（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于1945年12月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的一位朋友交给她一张表格请她填写，在填到“职务”一栏时她停住了。正当她不知所措之际，宋的朋友接过笔在该栏目下郑重填上了“顾问”一词。耿丽淑又一次被感动了，她含着泪花说道：“谢谢，谢谢宋庆龄的厚爱。”

▨ 耿丽淑和孩子们在一起

从此耿丽淑定居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被宋庆龄称为“中国头号福利团体”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中，以她的忠诚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

▨ 路易·艾黎

生活中的耿丽淑是一位独居老人。她终生未嫁，并非心中无爱。

1926年，她来华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任职时认识了新西兰进步青年路易•艾黎。由于志同道合，他们过从甚密。

三十年代初，他们自发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探索民主、自由之路；后来又一起发起“工合”运动，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共同的理想和斗争使他们的友谊不断升华。

▨ 路易·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图为部分小组成员。从左至右：甘普霖、耿丽淑、陆慕德。

艾黎的朋友马海德生前说过：“艾黎是深深地爱着耿丽淑的。”当然，耿丽淑同样也深爱着艾黎。但不知何故，两人却始终未能结成生活伴侣。耿丽淑就此回答别人的提问时曾说：“这其中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错过’。”究竟有哪些“遗憾”和“错过”，可能谁也没有勇气再让老人去揭开这块“伤疤”。自然，尽管我对老人常常无话不说，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愿多置一词。

耿丽淑同艾黎有过几次分离。1940年耿返美探亲，这一次分开时间较长，一直到1947年下半年回到上海。这时艾黎为了培养中国所需的技术人才，已在甘肃山丹办起了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事业。两人于上海重逢后，耿丽淑郑重提出，希望艾黎留下来。艾黎则说：“山丹的事业刚打开局面，离不开我。”两位知己就此再次分离。

1953年，艾黎从山丹迁往北京定居，仍同耿丽淑一北一南隔江相望。虽然他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但似乎谁也没有去触摸“终成眷属”的愿景。

▨ 1982年，爱黎重返兰州参加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前身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建校四十周年大会。图为当年的老相识重逢。

耿丽淑在艾黎心目中无疑是占据重要位置的。

晚年的艾黎在自己的《自传》中没有忘记为心仪大半生的挚友留下一块空间。除记述他们共同经历的战斗岁月外，他以“典雅文静”传神她的仪态与丰姿；以“把（人们）给她的掌声视若对别人的欢迎”称道她的谦和与雍容；更以“伟大的美国女性”赞誉她的人格与品质。而在私人空间里，他却很少有情感的道白。一次面对耿丽淑，他只是说：“你院子里有棵银杏树，我的院子里也有一棵银杏树……”

1987年，艾黎去世，终年90岁。他安详地离开了这片为之战斗了一生的土地，甚至没有留下一点遗憾。他留下遗言：“这只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除此，我没听说他对心爱的女友说过些什么。

相恋一辈子的两位慈祥老人，一次次错过“厮守一生”的机缘。为什么呢？对旁观者来说，这可能永远是个谜。

艾黎去世后，耿丽淑没去北京送别，却独自一人来到小院中的银杏树下缓步徘徊、默默沉思。她的心飞向了北京艾黎寓所院中的那棵银杏树下……

两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吃鹅肉。艾黎走后，耿丽淑从此不再吃鹅。她说：“爱吃鹅的朋友走了，我也不吃了。”

1995年，耿丽淑老人走完自己99年的人生旅程，溘然辞世。

后记

多年之后，一位朋友告诉我：“马海德夫人苏菲透露说，艾黎终身不娶，是因为他的品德高尚，他是个负责任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参战负伤，子弹从胯骨穿过，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End-

文字 | 李天震

图片 | 作者供图、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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